江汉之交，其天然形势，当为商务之一大都会。而市场所集，其确有可指之地者，则在南宋以后。案，陆游《入蜀记》云：“登石镜亭，石城山之一隅也[1]。正枕大江，其西与汉阳相对，止隔一水。”旧黄鹤楼在石镜、南（湖）〔楼〕之间，正对鹦鹉洲。沿江滨堤上，民居、市肆数里相望。范成大《吴船录》云：“泊鹦鹉洲前南市堤下，沿江数万家，廛闬甚盛，列市如栉，酒炉、楼橹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盖川、广、荆、湘、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也。”以今考之，陆记所谓“正枕大江，西与汉阳相对，止隔一水”者，为今武昌省会汉阳门一带。范录南市，亦当指此，按，《清一统志》：“鹦鹉洲在武昌府城南，跨城西大江中，尾直黄鹄矶。范录‘洎鹦鹉洲前’仍系大江南岸，且所云：‘川、广、荆、湘、淮、浙贸迁之会’，皆在长江流域，未及汉水上游，或以‘南市’为在汉阳者非。”与汉口无与也。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云：“禹功矶旁为铁门关，商船鳞集，阛阓外屏则今汉口。”自注云：“属汉阳，设有巡检司。”顾景范《方舆纪要》云：“汉口镇巡司，置于府北三里之汉水南。”以今考之，二顾所述之汉口，在汉水南岸，逼近汉阳县城，与今之汉口仍无与也。至《清一统志》始云：“汉口巡司在汉阳县北，旧在汉水南岸，后在北岸。往来要道，居民填溢，商贾辐辏，为楚中第一繁盛处。”案，《一统志》为乾隆时所修，盖由明迄清百余年间，汉口由南岸而移至北岸。而今之汉口，乃为市场之所集矣。汉口市场开辟之始，亦有可考者。案，《明史·地理志》：“汉水，自汉川县流入汉阳县境，迳大别山南襄河口入江。成化初，于县西郭师口之上，决而东，从山北注于大江，即今之汉口也。”汉阳旧志载：“唐裔潢《风水论》云：‘考襄河之水，曩于郭师口黑山对岸有襄河口，汉水入此口，屈曲行四十里，然后入江。明成化初，忽于郭师口下直通一道，约长十里，汉水径从此下。而后襄河遂淤于汉口，有兴机矣。’”夫汉口初一芦洲耳，明洪武间未有人住，至天顺间始有民人张天爵等祖父在此筑基盖屋。嘉靖四年[2]，丈量上岸有张天爵等房屋六百三十间，下岸有徐文高等房屋五百五十一间耳[3]。汉口渐盛，盖由小河水通，商贾可以泊船，故今为天下名区。按，以明《地理志》所述，证之唐氏之言，犹为信而有征，此汉口日渐繁盛之原也。
汉口当江汉交汇之区，水道之便无他埠可拟。循大江而东，可通皖赣、吴越诸名区，以直达上海；循大江而南，可越洞庭入沅湘，以通两广、云贵；又西上荆宜而入三峡，可通巴蜀以上，溯金沙江至于遵。汉水而西，经安陆、襄阳、郧阳诸府，纵贯全鄂，以抵汉中；又沿汉水之支流白河、丹江二水以入宛洛，所谓九省之会也。然此专就水道言。至京汉铁路开通后，陆路转输益臻便捷，而川汉、粤汉两铁道亦以汉口为集中之区，异日修筑告成，汉口当为全国之枢纽，不仅限于九省矣。
鄂中物产最饶之区，推襄河两岸。故当开辟市场之始，即定于襄河沿岸一带。盖一以扼上游之津要，一以便商船停泊避风涛之险。至通商口岸既开，迤东滨江一带始趋繁盛。然至今硚口、沈家庙、集稼觜各码头，犹占市场贸易之最多额也。近年，京汉铁路开通，贸迁益繁。案，本镇旧有堡垣，周其北部，咸丰初因御捻寇而筑者。自玉带门至通济门，亘十三里有奇。自铁路开，凡车站、仓库、工场、运送所等，皆于堡垣外为之。且通济门故址，自为德、法租界，已就平夷。洎光绪三十一年张文襄督湖广时[4]，遂奏请将全垣一律拆毁，旋改筑马路。今则马路附近亦多辟为市场。又民国以来，殷商富室多迁居租界，而一码头一带，遂为汉上商业荟萃之地。
汉口据江汉要冲，为兵家形胜必争之地。自咸丰乙卯粤军一炬[5]，荡为平地。旋复旧观，历五十余年，日趋兴盛。至辛亥武昌兵起，汉口又为南北军鏖战之场，市场沦于瓦砾。迨和议告成，流亡渐次复业，而元气大伤，金融之活泼，遂不逮前。加以时局时有动摇，赀本家咸动色相戒，以至近来贸易全额尚不及光绪二十五、六年之比较。虽商业家铺张扬厉，不遗余力，而求其实力之发展，固有未易言者。此则关乎全局，而不仅于商务求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