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历程】
自咸丰十一年(1861年)汉口被迫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后,同治元年(1862年),江汉关正式开关,1863年1月开始征收关税,武汉直接对外贸易正式开始。外国列强利用不平等的条约先后在汉口设立5个租界,派驻领事,并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贸易特权,开洋行、设银行、办工厂,攫取超额利润。1864年,在汉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已达300人。19世纪70年代初,汉口出现武汉历史上第一批近代化工厂——制造砖茶的工厂。随着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为进出口贸易服务的加工业十分兴旺,70—90年代,汉口蛋品出口量曾占全国50%以上。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汉洋行有27家370人。日本商人在甲午战争后大举进入武汉,几乎与美、法等国商人并驾齐驱,并有后来居上之势。1865—1894年,江汉关的间接贸易额有21年仅次于上海,在四大口岸中居第二位;有8年居第三位(或超过天津或超过广州)。在洋货的进口中,初期以鸦片(洋药)为大宗,后来洋纱、洋布、车糖、洋油等占有较大分量。在土货出口中,茶叶、棉花、牛羊皮、芝麻、猪鬃、肠衣、蛋品、生漆、烟叶、桐油、豆类、五倍子等在全国主要出口商品中名列前茅,显示出汉口作为华中乃至中西部农产品总汇市场的巨大优势。
甲午战争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设厂增多,原材料进口和商品出口相应增多,同时,近代航运的发展、京汉铁路的通车以及国内“洋务运动”和民族工商业的迅速兴起,促使江汉关进出口总额大幅度增长。1901年江汉关进出口总额突破1亿关两,1906年接近上海。1895—1914年,江汉关间接贸易额有12年在四大口岸中居第二位,有4年居第三位。清末民初,在汉洋行共114家,外商工厂43家。
民国成立后,民族工商业获得较宽松的发展环境,华商进出口贸易、航运业渐成规模,粤汉铁路武昌至长沙段的通车,以及世界大战后洋行的增多,使江汉关年贸易总额飞速增长。1915年,江汉关进出口总额突破2亿关两,1923年突破3亿关两,1925年突破4亿关两,1928年达到抗日战争前的最高记录4.43亿两。1915—1928年,江汉关间接贸易额有9年在四大口岸中居第二位,有5年居第三位。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由于战争和大水灾(特别是1931年湖北大水灾)的影响,以及粤汉铁路通车后华中部分地区进出口货物改走广州口岸,江汉关进出口总额逐渐减少。武汉沦陷期间,对外贸易几全部为日本控制。
武汉对外贸易发展中的间接贸易额远远大于直接贸易额。汉口开埠后,土货直接出口贸易快速发展,长期列于全国四大港口之列(余为上海、天津、广州)。1865—1931年的67年里,江汉关间接贸易额有42年在四大口岸中居第二位,有18年居第三位。在1867—1942年的76年里,江汉关年直接贸易额有21年居于第三位,有55年居于第四位。江汉关的关税收入长期保持在100万~300万两之间,1924年达到559.57万两,1933年达到1310万两,1937年达到2582万元。1897年,江汉关关税收入在全国12港口中,仅次于上海,高于其他海关。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废除了外国在华特权,接管并改组了江汉关,接管并改造了官僚买办资本的对外贸易,并对私营进出口商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同时逐步建立由国家统制的外贸体制。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和禁运,武汉口岸成为通过粤汉铁路南下港澳、通过京汉铁路北出前苏联以及东欧国家贸易的重要枢纽。1952年,武汉口岸出口总值为8246万美元,居全国第六位。1955年后,进入组织出口货源为主的时期。此时,朝鲜战争基本结束,沿海口岸与欧洲各国间的贸易逐步恢复和发展,武汉口岸的外贸作用和地位逐步下降。1956年,武汉海关奉命撤销,武汉对外口岸的功能丧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武汉海关于1980年3月28日重新设立,武汉由内陆口岸恢复为直接对外口岸。1984年10月,武汉市单独组团参加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采取措施实现外贸公司由货源公司向口岸公司的转变。1988年后,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先后设立。1992年7月,武汉被国务院批准为沿江对外开放城市,享受沿海开放地区的一系列优惠政策。中共武汉市委、市政府加快发展外向型产业,培植外贸出口率的增长点。深化外贸企业改革,增强外贸企业活力,引导自营出口企业和三资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三类外商投资企业)扩大出口,构筑三足鼎立、多点支撑的外贸出口格局。坚持以质取胜和开拓多元化市场,不断调整外贸出口商品结构和市场结构,加快发展加工贸易和服务贸易。2001年后,武汉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对外贸易。截至2007年,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已达99.6亿美元;武汉港国际集装箱吞吐量为30.8万箱,对外贸易获得长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