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自古就是中部的重要商品集散地和区域性政治、商贸中心。自明代中叶汉口镇兴起以来，武汉凭借包容四方的广阔胸怀、便利的运输条件、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及不屈不挠的实干作风，在全国的经济地位长期保持在前列。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汉口开埠，江汉关的正式开关标志着对外贸易的正式开始。随后，外国列强以汉口租界为据点，利用武汉“九省通衢”的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开设洋行，兴办工厂；同时，国内民族工商业也借机兴起，使武汉成为仅次于上海，而与广州、天津相比肩的全国第二（或第三）大通商口岸，被艳称为“东方芝加哥”。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一段时期，武汉的民族资本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到1925年，武汉地区纱锭数占全国的13.65%，稳居全国第二位。这个时期被誉为武汉轻纺工业的“黄金时代”，武汉又因此获得“东方曼彻斯特”的美誉。
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武汉海关的撤销，武汉对外开放的前进步伐被迫放缓。改革开放后，1980年武汉海关重设，1984年获得对外经贸经营权，特别是1992年被批准为沿江对外开放城市，享受沿海开放地区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后，武汉坚持“开放先导”战略，一大批枢纽性、功能性基础设施相继建成并投入使用，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同时，从转变政府职能入手，对外来企业实行“一条龙”联合办公制度、市长对话会制度、受理投诉制度、投资环境责任制度等等，投资环境日益改善。武汉对外贸易、吸收外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数量连上新台阶，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形成。武汉已成为外商投资中西部的热点地区和首选城市之一。
在对外开放的同时，武汉也以宽大的胸襟吸纳国内资本、技术和人才到武汉发展。1992年武汉被列为沿江开放城市后，中共武汉市委、市人民政府积极实施“开放先导”战略，不断推出对内开放的新举措，积极拓展内联协作的新思路，广开招商引资的新渠道，加强了与全国各地的经济联合与协作，使武汉成为中国内地投资环境最好的城市之一。1983—2007年，全市共完成跨地区横向经济联合协作项目10万多项，引进国内资金1500多亿元。外地在汉投资企业累计2万多家，已成为武汉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武汉市各级开发区是伴随30年改革开放而诞生、成长、壮大的全市现代化建设中技术、管理、知识和对外开放的窗口。自1988年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设立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吴家山台商投资区（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园）、阳逻经济开发区及各区级开发区（发展区）相继设立，到1996年，总体规划面积达383.3平方千米。进入21世纪后，由于对外开放政策的逐步规范，开发区数量虽有所减少，但在全市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却逐步升高。到2007年，开发区完成工业总产值2561.45亿元，已成为全市经济最活跃、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武汉市委、市人民政府按照《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要求，结合武汉实际，最早从农村改革着手，然后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的各项改革，“工业强市”改革，有力地推动了武汉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到2007年，已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武汉的所有制结构得到初步调整，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全市指令性生产和分配计划的范围比重大大缩小，高度集中的行政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已经解体；政企基本分开；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市场初成体系；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正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较大进展；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封闭状况得到很大改变，与国内外的经济贸易联系建立并发展起来；武汉市已经与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联系，武汉外贸出口的国家和地区达110多个；城市综合实力大幅提高；城市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已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武汉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全国同步进行，大致经历初步探索（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全面部署（80年代中后期）、调整思路（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稳步推进（90年代中期后）、继续深化（2001年后）四个阶段，其主要内容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与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城乡基层民主制度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多个方面。在中共武汉市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30年的改革，到2007年，已基本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吴明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