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
武汉佛教历史稍晚于道教。汉传佛教寺庙的修建,始于东汉,唐代有所发展,明清及民国是其发展的鼎盛时期。据史料记载:汉明帝马师在武昌洪山高冠山建灵山寺。最久远的古刹为公元五世纪刘宋大明五年(461年)郢州刺史蔡兴宗在武昌黄鹄山下所建的头陀寺(观音阁)、南朝梁武帝之子邵陵王萧纶所建的武昌报恩寺(后易名为铁佛寺)及始建于唐代、宋太平兴国年间奉敕重建的太平兴国寺。南北朝时由官府直接修建庙宇,南宋及明清以后,虽由僧人负责修建,但仍然得到官府或军政大员的资助和多方支持。幽济禅院由随州大洪山迁来武昌,宋理宗不仅发帑金,而且赐名“万寿禅寺”,明宪宗又敕令改为“宝通禅寺”;莲溪寺也曾得到明宪宗敕赐的匾额和清宣统敕赐的《龙藏》一部;1915年,民国副总统黎元洪带头捐资修复归元寺,并亲书“归元古刹”、“胜大宏阔”、“三乘广运”3匾相赠。武昌宝通禅寺、莲溪禅寺,汉阳归元寺和汉口的古德寺并称为武汉近代佛教著名的“四大丛林”。民国初年,太虚法师在汉讲经说法,在以太虚为导师的汉口佛教会的影响下,武汉三镇及周边各县相继成立佛教正信会或分支机构,数年内皈依五戒者先后达6万人之多。太虚创办的武昌佛学院,带动了全国佛教僧人办学之风;其提倡“人间佛教”,倡导“工禅”、“农禅”的主张在武汉产生了一定影响。据1950年统计,全市僧、尼的比例是1:1.93,丛林占全市寺庙总数的7.7%。在丛林中,虽有临济、曹洞派别之分,但他们内则禅讲律净,外则经忏斋焰,各色齐备,混合为一。只在讲教理时才涉及宗派的异同,仅从禅堂上所挂钟板而知此庙属于何宗。有的寺庙不仅禅宗内部各派友好相处,而且往往禅净同修,显密共存。
武汉解放后,佛教界逐步废除寺庙的封建特权和剥削压迫制度,广大僧尼改原来拈阄产生方丈的方法为民主选举;组织僧尼参加劳动以生产自救,逐步形成一批有益社会、有益自养的生产单位。随着寺庙管理制度的改革和生产自救活动的开展,1958年,按照既照顾信徒宗教生活的需要,又便于生产劳动和进行管理的原则,全市僧尼从272个寺庙集中到16个丛林之中。武昌大小庙宇的僧尼分别集中到宝通寺、莲溪寺、龙华寺、九峰寺、卓刀泉寺5处;汉阳集中到归元寺和铁佛寺;硚口区集中到宝慧寺和护国寺;江汉区集中到栖隐寺上、下院(观音寺)及广讲寺3处;江岸区集中到古德寺、清济寺、双慈寺、法船寺4处。不久栖隐寺上、下院合并,双慈、法船与古德寺合并,成为14处。
“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寺庙全部被迫停止活动。除归元寺的佛像及五百罗汉得以幸存,其余寺庙佛像全部被毁,寺院被占作他用,归元寺也一度改为翠微公园。僧尼被迫换装“还俗”,有的还成了“专政对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市宗教部门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纠正,宗教职业人员受到尊重,正常的宗教活动受到保护。有关部门归还了全部寺庙和房产的产权,并对8处寺庙和1处居士活动场所进行了大规模的维修。归元寺、宝通寺、莲溪寺相继修复后,对外开放,恢复宗教活动。佛像开光,方丈、住持升座,均举行隆重法会。归元、宝通两寺相继恢复中断了30多年的传戒活动和水陆大法会;开办僧伽培训班、爱道培训班,培养年轻的僧尼。恢复龙华寺、铁佛寺、清济寺、卓刀泉寺和正信会为老尼众集中点。寺庙除满足宗教信仰者宗教生活外,还吸引着更多的国内外观光客人。截至2007年,全市共有佛教活动场所196处,信教人数达到5万人。
武汉市佛教协会于1955年成立,至2007年共召开代表会议8届,协助党和政府贯彻宗教政策,代表佛教信徒的合法权益,反映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对信徒进行社会主义和爱国守法教育,组织信徒生产自救和搞好自养事业,做好外事接待工作,真正起到了党和政府联系佛教界人士的桥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