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汉口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其后，英、德、俄、法、日五国相继在汉口设立 “租界”，外国经济势力和宗教、文化势力深入武汉以及周边地区，外国军队多次登陆甚或驻扎汉口，涉外事务频仍。晚期 “洋务运动”巨擘、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汉开办的近代工业有相当规模，民族工商业也随之兴起，近代经济文化和城市建设迅速繁盛，使武汉（主要是汉口）成为国内近代化仅次于上海的重要地区。

1899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以汉阳府官员往来汉阳和汉口办理涉外事务极为不便、“断不能稍延时日，致误事机”为主要缘由，奏请清廷，将汉阳县辖汉口地方析出，用古名 “夏口”命之；又从简化机构和设置官员方便考虑，设为 “夏口厅”（地位同县）；改原汉阳府汉口同知为汉阳府夏口抚民同知，“作为正印地方官，以专责成。”于是汉口地方于1900年独立建制为夏口厅。民国初年，废府（州、厅）留县，夏口厅改为夏口县。1926年秋，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就汉口地方设立汉口市，成为民国中后期多数时间的建制市。1929年7月，夏口县正式裁撤，夏口建制共存在29年。

1915年，河北南皮人侯祖畬（字小汀）接任夏口县知事，即着手创修县志，“与邑之荐绅商略及之。于是筹经费，设志局，斟酌古今规定法式，以斯志纪分剖之始，是以创而兼因。” “荏苒之间，春秋四嬗”，《夏口县志》于1920年冬刊刻印行。

该志由江汉道尹张履春监定，夏口县知事侯祖畬主修，邑人、内务部总长田文烈、前翰林院侍讲李哲明、前直隶知州密昌墀审定，前恩施县教谕吕寅东总纂，河南荥泽县知事李哲暹协纂，舒可卷、周毓棣等分纂，另有经理、收堂、校对、测绘、探访、书记、赞修、监刊等多方人士参与，是一部官方督修，民间人士踊跃参与，集合地方行政长官和绅士智慧的地方志书。它系统全面地汇集了汉口政治、经济、文化、民风民情及人物、灾异等方面的史料，是汉口一方之全史，也是汉口地方唯一一部地方志书（20世纪末始有新编《武汉市志》28卷本的出版）。

该志分舆地志、风土志、丁赋志、职官志、建置志、学校志、选举志、兵事志、交通志、实业志、交涉志、商务志、人物志一、人物志二、人物志三、列女志一、列女志二、艺文志一、艺文志二、祥异志、杂志、叙例，共计22卷，加卷首和补遗，实际共24卷。

该志在内容上，反映了晚清和民国初期新产生的历史现象和社会生活内容，特别是通商口岸的开辟、租界的设立、对外交涉以及近代工商业的史实等。如卷十一交涉志包括通商之始、各国领事署、租界条约、交涉案件、各国教堂、各国租界丈尺等；卷九交通志下设航业、铁路、马路、邮政、电政五目；卷十实业志分工厂、公司两目，记录了众多的民族工商业企业及其在南洋赛会和巴拿马赛会（世界博览会）获奖的产品；卷十二商务志则由汉口商业原始及变迁、输入品输出品、贸易全额、关税全额、金融机关、营业种类、商团组织、商会等目组成。正如田文烈在其序中所说：“大率依据同治八年《汉阳县志》详加厘晰，旧志以后乃限断，今治采访赓续，其门目则斟酌损益，务归至当，兼师他志之长。如实业、交通、商务、交涉四目皆昔无今有。在夏口尤为荦荦大者，君搜采独详，又复著之于例，洵特识已。”

该志还详细记录了辛亥革命时期阳夏战争在汉口的全过程。卷八兵事志从1911年10月16日清海军提督萨镇冰率 “江贞”舰抵汉、17日陆军大臣荫昌率军抵汉，18日交战开始，直到11月24日民军反攻禹粮山止，几乎逐日记录了战事的演进，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

该志弥足珍贵的地方还有汉口商业手工业的详细资料。卷十二商务志的 “输出品”全面记录了近代工业产品和传统手工业制品的种类，“营业种类”全面记录了各种商业手工业的店铺数目，“商团组织”则记录了数达上百个行帮的营业范围及其每年 “贸易额”；卷五建置志的 “各会馆公所”记录了近200个会馆、公所、公会的名称、地点、起原（始建时间）、性质（所属行业、行帮性质或地域性）、沿革（毁建情形），堪称详备。

该志对一些慈善事业的记录也很有价值。卷五建置志先是列出了40多家善堂的名称、开办年月和坐落地点，其善举包括 “施药送诊、设船救生、施送板棺、收埋白骨、兴学种痘、惜字宣讲、施茶救火、施粥发米、施送寒衣等事”；还记录了较新式的水龙局（消防队）、救生局（水上）、育婴敬节局（孤儿院、节妇院）等，还列出了31家按居住地段建立的保安会、自治会、公益会的名称和地址，对今天仍有参考价值。

《夏口县志》的编纂者，能够秉持新的思想观念，着眼新的社会视角，运用新的科学技术（如近代测绘技术等），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创新志书体例，是推翻专制制度、建立共和制度以后，近代民族民主思想吹拂的体现，具有进步的意义。反观同治七年（1868年）刊刻的《汉阳县志》（27卷），由于时代所限，对已经出现的租界等事物，视而不见，其体例守旧、内容守成就不足为奇了。其后光绪十年（1884年）刊刻的《汉阳县识》（10卷），辑略于同治《汉阳县志》而成，亦无进步可言。

当然，《夏口县志》的很多内容和思想观念还留有一些旧时代的色彩，也有时代的局限性，这是不应苛求的。　《夏口县志》出现之前，汉口的诸般事物，包罗于《汉阳县志》和《汉阳府志》之中。此次创修，分治前的部分内容剪辑于县志和府志，有的尚嫌简略，有的亦未进一步考证，也略显遗憾。但分治后的史实之丰富和精准，是瑕不掩瑜的。

《夏口县志》诞生于民国成立仅9年之时的1920年，在民国方志名家如傅振伦等纂修的《新河县志》（1929年刊）、李泰棻等纂修的《阳原县志》（1935年刊）、黄炎培等纂修的《川沙县志》（1936年刊）等出现之前，取得如此成绩，实属难能可贵。

《夏口县志》的版本，一般地说，只有一种，即民国九年（1920年）刊刻行世的线装本。但是在这次整理校注中，我们发现，《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联合出版）所影印的《夏口县志》刻本（以下称为 “影印本”），与行世的线装本有所差异。主要的是影印本卷末附有一个勘误表，列出某卷、某页、某行、某格，误为何字，勘正为何，一共100多处，而行世的线装本上均已予改正。此外，行世的线装本，对于影印本，个别地方有少许文字的删补（这次整理中均出校记）。据此推测，影印本是刻板后所印制的清样，根据清样对刻板修正后，才大量印制线装本行世。这一发现，也是这次整理校注的一个收获，值得庆幸。

王汗吾

2009年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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