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清咸丰八年[1]，英国《天津条约》订长江通商后，于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英国火轮船一抵汉口，其酋威司利、行商韦伯、通事杨光让等渡江至武昌，谒前大学士、湖广总督官文[2]。遂觅栈房一所于汉上，岁给房租银四百两，留杨光让住汉。三月朔，巴夏（里）〔礼〕续以小火轮兵船四，载兵数百，偕属官往见官文，上称查办九江、汉口开港事，以九江诸事未定，先来勘地。其水师提督贺布亦于次日，率属官二十人来，言“将往上游探水，非有他意。”至贺布自上游返，与巴夏（里）〔礼〕先后同行，留夏某以火轮船一，碇泊汉口。是为英人立汉口市埠之始。嗣后，通商之国踵至，而汉口遂为中外交涉之一大关键，接武上海矣。
长江通商，按咸丰八年《天津条约》有约者只英、法、俄、美四国。至十一年秋七月，与德国立约。按，原约称布路司德意志，至同治十年布国亦称德意志[3]，故只称德国。同治二年夏五月与丹国立约，秋八月与和国立约即荷兰，三年秋九月，与日斯巴尼亚立约又止称日国，四年秋九月与比利时国立约，五年秋九月与义国立约即意大利古教皇国，八年秋七月与奥斯马加国立约，十年秋七月与日本国立约，十一年春二月许美国领事代办瑞士国商务，十三年夏五月与秘鲁国立约，光绪六年八月与巴国立约[4]，十三年十月与葡国立约，二十四年六月与刚果国立约。按，刚果本比利时兼辖，因内政系自主，至是来请约，许之。又按，瑞典、挪威自道光二十七年即与订约通商[5]，因其时在长江通商之前，故本志未挨次编入。
咸丰十一年八月，增设长江洋关。初议洋商入长江，进口、出口正税俱在上海交纳，故原订章程第七款有“沿途任便起货、下货，不用请给凭单，不用随纳税饷”之语。江苏巡抚薛焕谓：“如此则毫无稽考。应饬令洋商将运进长江之货，除完海关正税外，其应纳内地半税。先在上海完纳者，由上海给凭单上驶。出口货物如在汉口出口者，先在汉口完纳，由汉口给予凭单下驶。必如此上下稽核，始无偷漏之弊。”湖广总督官文因奏请增设汉口洋关，以专责成。报可，遂饬汉阳府勘择基地，设立关卡，并添设监督一员。乃将汉黄德道移驻汉口，命曰“江汉关”，督理华洋交涉事务。至民国纪元，江汉道尹移驻省垣，专理民事。特派交涉员驻租界，管工巡事，其名仍江汉关之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