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审公堂章程及交涉案件三则[13]
同治七年十一月，准总理衙门咨行各租界设官会审，上海即于是年设立，汉口续于光绪□年就巡查洋街委员改设会审公堂[14]。兹将章程列后。
一、遴选同知一员，管理各国租界内钱债、斗殴、窃盗、词讼各等案，立一公馆，置备枷杖以下刑具，并设饭歇。凡有华民控告华民，及洋商控告华民，无论钱债及交易各事，均准其提讯、定断，照中国常例审讯，并准其将华民刑讯管押及发落枷杖以下罪名。
一、凡遇案件牵涉洋人必应到案者，须领事官会同委员审问，或派洋官会审。若案情只系中国人，并无洋人在内，即听中国委员自行审讯，洋官毋庸干涉。
一、凡为外国服役及洋人延请之华民，有涉讼事件，先由该委员将该人所犯案情移知领事官立，将应讯之人交案，不得庇匿。至讯案时，或由该领事官，或另派洋官来堂听审。
一、华人犯案重大，或至死罪，或至军流徒罪[15]，由中国正印官审断，详请臬司审转，由督抚酌定奏咨。倘有命案，亦归地方正印官相验，委员不得擅专。
一、中国人犯有逃避外国租界者，即由该委员饬差径提，不用县票，亦不必用洋局巡捕。
一、华洋互控案件，审断必须两得其平，按约办理，不得各怀意见。如系有领事管束之洋人，仍按约办理；倘系无领事管束之洋人，则由委员自行审断，仍须邀一外国官陪审，一面详报该管道查核。倘两造有不服委员所断者，准赴该管道署控告覆审。
一、委员应用通事、翻绎、书差人等，由该委员自行招募，并雇洋人一二名看管一切。其无领事管束之洋人犯罪，即由该委员派所雇之洋人传提管押，所需经费，按月赴道具领。倘书差人等有讹诈索扰情弊，从严究办。
一、委员审断案件及访拿人犯，须设立一印簿，将如何拿人，如何定断缘由，逐日记明，以便上司查考。倘办理不善，或声名平常，由道随时参撤，另委员接办。
一、委员审断案件，倘有原告捏砌诉词诬控者，无论华洋，一经讯明，即由该委员将诬告之家照章严行罚办。其罚办章程，由该委员会同领事官酌定，一面送道核准，总期华洋一律，以昭平允。
同治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汉阳知县孙福海详称：“据保正戴洪元报称：‘彭尚会路过亿生洋行门首，被洋人炉礼士施放洋枪，因伤毙命。’卑职随诣验彭尚会，实系枪伤心坎左肋身死。会同英领事卫士达提同正犯洋人炉礼士，质讯明确，应将该犯在犯事地方从重治罪，以昭平允。英领事以此案虽属耳目所能到，实意料所不及，应治以误伤致死之罪。孙福海反复辩论，并详请咨总理衙门转达英驻京公使，飞饬卫领事迅将该犯治罪，以惩洋凶而安华众。”旋据英公使覆文：“汉口民人彭尚会路过亿生洋行，被英人炉礼士施放洋枪，因伤毙命，当时即应解赴香港总理刑名衙门究讯。署领事卫擅行自审，未免误办。惟来文所云‘该犯实系故杀，该领事偏袒凶犯’乃一面之词，容本大臣稍陈其略：查卫领事审定炉礼士放枪毙命，各节详细斟酌，即使本大臣当日同审，亦不能定为故杀，而过失杀人者，本国例亦不能使其就死。该领事并无欺凌华人之心，已将该犯倾产定罚，遣离中国，系全绝其生路，并非轻纵。本大臣实与伊家属人等同一忧愤，拟给银两，稍示体恤。深愿伊等曲受，不复见却。今派镇江署领事雅前往汉口，饬令到口提查，该民愿否收受，查照办理。云云。”随罚银洋四百元，经彭尚会妻子具状领收，办结。
民国二年，夏口知事徐声金、汉口警视厅长顾庆云先后呈报礼和洋行工头
子枪伤华人周润田、朱锡爵、蔡光裕等一案，外交司长照会德国领事米雷尔订期会同审讯。德领事复函谓：“会同审讯，条约无此明文。现定于本月十八日在署开审，贵司尽可派员自由旁听。”外交司长引据《中英条约》第十七款、《中布条约》第三十五款均载：“凡有控案事件，地方官与领事会同审办”等语，反复辩论，始允按照《烟台会议》第二端之三办理[16]。查前清光绪二年议结滇案[17]，北洋大臣李鸿章与英使臣威妥玛在烟台订立条约，其第二端之三载有“中国各口审断交涉案件，两国法律实有不同，只能视被告为何国之人，即赴何国官员处控告；原告为何国之人，其本国官员只可赴承审处观审。倘观审之员以为办理未善，可以逐细辩论，各按本国法律审断”云云。外交司长以事有成规，未可徒争会审之虚名，反失观审之实效。至日，派交涉科长张履鳌为观审员，街市建筑处总理左德明为编绎员。审时，观审员与德承审员同列审席，检验伤痕。周润田之胳膊、臂膊及前后肋，均有枪伤，尚未痊愈；蔡光裕之唇曾受枪伤，现已平复；朱锡爵之胳膊有伤一处，现亦平复，其为枪伤、为他物所伤，颇难确定。
子应照过失伤人律，予以监禁六个月之罪。周润田受伤较重，应罚
子，予以七十五元之赔偿。蔡光裕仅伤及嘴唇，损害较轻，予以五元之赔偿。朱锡爵之伤痕既难确定，即不应受有赔偿。观审员当以该承审员所判，尚属平允。原告周润田等亦愿就此结案，以免拖累，具文呈报。旋奉都督批呈，“悉该司长等办理此案，颇能尊重国体，保障人权，深堪嘉尚，据称讯结，应准备案。仍俟民政长批示。”又奉民政长批呈，“悉该司长办理此案，深得因应之术，所据条约、旁引成案，尤为此案得手关键。该观审员张履鳌等颇能据理立言，要求得当，具见学有心得，洵堪嘉尚，应准如呈备案，仍俟都督批示。”
民国二年，因本县第四区华景街一带有匪徒焚劫之案，德领事照会湖北督军王：“请将德租界后马路毗连之灰石路警察权归德工部局管辖，并允工部局收取门捐。如不见允，即在德界毗连边界建筑墙垣，以为保障。以上办法，二者必居其一。”驻汉交涉员不察，遽与德人议定条件四则，意在不筑墙，将该地警察权归德人委捕、站岗，经四区公益会抵死抗制，迭次开会，到会者数百人佥称：华景街一带灰石路，约长一英里，为前清瑞督抑制外人要挟起见，奏准建路，安设巡警，藉作保障，属我境土，本我主权，谁敢放弃。在交涉员以筑墙不便、华民莫若以警权让彼、藉可了事，同人则谓筑墙乃彼之有之权，但只能在彼租界内，不得越雷池一步。至警察乃我权限，万不能让。况租界毗连，不只德界一处，倘他国起而效尤，何以御之！屡次呈请地方官厅，并督署、省署。又特派代表入都，呈明大总统、外交部及参众两院。旋奉外交部批：“据呈已悉。此案现经本部切商，德使已得转圜，由部与德使分令特派员及领事就近妥商了结。此批。”自此警权仍归中国。嗣因德人下旗归国，而筑墙议亦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