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大水及防汛抢险
1954年春,由于北方南下的极地大陆气团与南方势力较强的太平洋海洋暖湿气团相持不下,长期停滞于长江流域,特别是中下游一带,形成锋面,东西徘徊,渐次扩展,以致形成雨季早、雨区广、雨量大,而且持续时间长的特点。5月份起,洞庭、鄱阳湖区大雨,6—7月份暴雨集中,降雨量都超过600毫米~700毫米,比正常年份雨量多2倍~4倍。长江中游、江汉平原、清江流域,雨水、山洪汇聚,汉江亦相继出现洪峰。武汉地区5—7月,有2/3为雨天,总降雨量1394.2毫米,为历史上同期之最大降雨量。1—6月份降雨超过武汉历年全年雨量。7月,长江流域雨量,估计径流量5500亿立方米,超过长江口出水量2倍多。1954年度长江入海洪水量为12357.56亿立方米,约等于1931年和1949年大水的总和。汉口站5—9月来水量计6979亿立方米,比1931年、1935年来水量均高。武汉上承长江、汉水干支流来水汇注,下受皖、赣河湖高水位顶阻,汛期遭受相当于黄、淮、海3河总流量10倍的洪水威胁,以每秒7万多立方米流量拥来,水位迅猛抬高。6月25日14时,武汉关突破26.30米警戒水位;7月18日超过1931年28.28米的历史最高水位;8月18日15时,武汉关水位达到29.73米,汉江舵落口水位达到29.89米,两江水位均为近百年所未有。直到10月3日7时,长江武汉关水位方落至警戒水位以下,高水位整整历时100天。
此时,武汉市区堤防包括汉口、武昌、汉阳三镇的沿江、沿河干堤及张公堤、小张公堤等,总长度136.39千米(武惠堤及汉阳沿河上段堤防,当时不属武汉市管辖)。堤顶高程高的在29米左右,最低的仅26.22米,重要干堤多按1931年水位28.28米为防洪标准设防,部分堤防由于全线断面高低不一,质量各异,散浸、管漏等隐患大量存在。
面对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党和政府采取了较为有效的防洪措施。从6月21日武汉关水位达到25.7米起,中南行政委员会、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多次发布紧急指示或命令,将防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6月23日,中共中央就武汉防汛工作下达紧急指示,要求“竭尽全力,抢救危关”,并指定由政务院副总理邓子恢负责领导武汉防汛工作。7月10日水位,中共武汉市委决定加强防汛队伍的政治工作,实行一长负责制,严格实行“三包”(包守、包修、包抢)责任制。7月26日,市防汛总指挥部成立抢险总队,加强对防汛抢险工作的领导。8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致慰问电,号召全体防汛大军再接再厉,为争取最后战胜洪水而奋斗。8月7日,省防汛总指挥部发出紧急动员令,为最后战胜洪水而斗争;中共武汉市委发布《关于在“万一”情况下,组织居民转移安全地区,抢救灾民的指示》,并规定了“万一”的警报和信号。8月22日,市防汛总指挥部举行庆功大会,总结前段立功运动。提出“坚韧顽强,再接再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战斗口号。25日,武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追悼在防汛斗争中牺牲的67位烈士。10月3—10日,市防汛总指挥部隆重举行总结及庆功大会。防汛期间,武汉人民先后组织两届防汛慰问团分赴各处慰问防汛大军及灾区人民。并于7月24日和9月18日举行两次全市慰问大会。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为庆贺武汉防汛取得伟大胜利题词:“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
在防汛活动中,全市人民以防汛为最高使命。防汛总指挥部设有11个分指挥部、59个工段、17个处室,统率30万大军(289380人)在一线防守,若包括后方“支援防汛”31万余人在内,合计防汛人员达60万之众。除10个抢险大队、66个中队的基干队伍外,另拥有由工人、学生、居民等组成的约4万多人的抢险预备队,以及由28600多名青年组成的突击队和34564名妇女组成的防汛服务队。1954年防汛得到全国各地人力物力的支援。各地支援武汉防汛的人员共23125人。来自全国各地支援武汉防汛的物资,计有抽水机395部(12047匹马力)、列车发电站1列、麻袋621万条、草包304万个、芦席80多万张、土箕38万对,还有大批的工具、芦席、篾缆、铁锚、高粱秆以及药品、粮食、煤炭和各种副食品。为运送大批防汛物资,国家铁道部和其他部门提出了随到随运、沿途不停、优先挂车、优先装运的原则。湖北省内河航运部门还组织了2171条民船为武汉防汛服务。
在防汛斗争中,有149个单位因功荣获一等奖,有404个单位荣获二等奖,有905个单位荣获三等奖。先后涌现出俞成仑、罗光田(解放军)、王茂山(搬运站)、乐金元、杨明聪(建筑工人)、芦民(女,农民)等特等功臣6人,涌现出一等功臣371人、二等功臣2450人、三等功臣12299人。防汛期间发展共产党员7439人,团员17789人。因公牺牲获防汛烈士称号的有贾明武、严忠良、易金元等8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