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历程
1840年前后,黄冈、团风、新洲、汉阳等地织户逐步移集武汉三镇,形成庞大的手工织布业,汉口出现白布街、花布街等城乡土布集中交易场所。19世纪末叶,在汉口集散的大宗土布等有10多种。由于鸦片战争后“洋纱”、“洋布”进入武汉市场,1900年前后,三镇土布年产量虽曾达15万匹,但除部分仍使用土纱外,大都采用进口的“洋纱”。
1890年起,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先后开办湖北织布局、湖北纺纱局、湖北缫丝局和湖北制麻局(合称“纱麻四局”),共投资284万银两,有职工4500余人,从英国进口布机1100台,纱锭8万余枚,纺麻、织麻机各100台,缫丝208釜。当时官布局拥有自动布机的台数居全国之首。制麻局是国内第一个用近代机器制麻的工厂。湖北纱麻四局开近代武汉机器纺织工业之先河。
清末民初,武汉出现一批私营色织布厂,较大的有华升昌织布厂、鲍全生布厂以及由手工织布发展起来的成章、自新等6个毛巾厂。针织袜业在1908年已开始使用手摇织袜机,从布袜向线袜发展。同年,手工染房发展到131个,踩坊56个。
辛亥革命前后,三镇的纺织工业已发展有棉纺织、毛纺织、麻纺织、丝织、针织、毛巾、印染等多种行业,工人1万多人,有纱机23.33万锭、布机3000台,所有机械设备均系外购。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武汉地区民族资本纺织业发展较快。1915—1922年,武昌第一纱厂、武昌裕华纺织厂、汉口申新第四纺织厂和震寰纺织厂(通称“四大纱厂”)先后建成,开办资金800多万元。武汉地区包括官布局、官纱局在内共有本国资本的大型纺织工厂6个,中、小织布厂70个,纱锭26万枚,布机累计8000多台。到1925年,武汉色织布业规模较大的工厂有60个,其中有100台布机以上的有模范、兴民等17个;1912—1926年,针织袜业发展到190户;棉织工业的纶章锦纶棉织厂、瑞昌棉织厂分别于1915年和1919年投产,两厂有织机250台;印染业在1925年开始采用机器整染棉布;丝织、毛巾等业也有发展。在此期间,武汉纺织工业生产能力仅次于上海,产品行销内地各省。
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期,武汉纺织工业遭受外国纱布冲击,除裕华纺织厂等少数企业盈利外,大部分纺织企业亏损或倒闭。武昌第一纱厂、震寰纺织厂、汉口申新四厂等企业均因连年亏损被迫多次停产。尤其是1931年武汉水灾后,中小工厂纷纷关闭,针织业仅存50余个企业,染织厂存20余个。另外,1924年日商还在汉口开设泰安纱厂(1927年停办,年底复工)。1937年9月国民政府军政部接收泰安纱厂,次年内迁四川。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抵制日货的高潮,同时,1934年的华中数省农业大丰收也给武汉纺织业带来生机。不少小厂小户发展成为中等工厂。其中毛巾业较著名的厂家有瑞泰、良友等24个,月产毛巾12万打。染织工厂1933年增至50多个。1936年纱锭数上升到30万枚,长期亏损的申新纱厂开始盈利,武昌第一纱厂和震寰纺织厂也连年盈利。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之前,大批民族纺织工业内迁,损失很大,但为川陕等地纺织工业奠定了基础。
1941年,因欠安利英洋行268万余元以工厂资产作抵押而未能迁走的武昌第一纱厂被日军改名为泰安纺织株式会社,全部生产军用品。1945年7月因美机轰炸停工。
武汉沦陷期间,因日军大量需要军袜、手套,染织业和针织袜业户数增多,日商在汉开设的部分洋行,共有袜机300多部(其中电动机12部),并设厂织布,还控制了整个毛巾业。
抗战胜利后,武汉纺织基地又开始重建,裕华、申新、震寰等厂基本上从国外重新购进设备,生产恢复较慢。到1949年5月武汉解放前夕,武昌一纱、裕华、震寰和汉口申新四大纱厂的纱锭约占战前的1/3,加之通货膨胀,纺织工业企业普遍处于停产的困境。此时,棉纺织行业从业人员接近2万人,大都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
武汉解放后,市人民政府分别采取贷款、加工、收购、组织生产自救等多种形式,帮助企业摆脱困境。50年代中期,包括四大纺织厂在内的大部分纺织企业都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
除改造原有企业外,还积极兴办新的纺织企业。1951年,国家在原汉阳铁厂废墟上兴建国营武汉第一棉纺织厂,建厂初期有纱锭50400枚,使武汉地区的纱锭总数增至23万枚。1957年下半年,上海天一印染厂全部自沪迁汉,填补了湖北、武汉地区近代印染工业的空白。次年,国家又投资350万元在汉口解放大道太平洋路兴建武汉市第一针织厂,1960年建成投产。
“大跃进”和大办钢铁时期,纺织工业生产遭受严重损失。1961年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下降129%,全员劳动生产率下降40.57%。从1961年起,对盲目并厂升级的企业进行调整,精简压缩人员,收回已交区管的企业,恢复按行业管理的体制。
60年代初期,由国家投资3856万元在余家头建设武汉市第二棉纺织厂,1965年10月1日正式投产。与此同时,着手建设武汉纺织机械器材生产基地,将在50年代末期筹建不久又下马的纺织机械厂、苎麻厂等逐步改造建成新型的纺织机械厂和器材厂,在武昌杨园地区形成以纺织机械和纺织器材为主的企业群体。1964年,在汉阳兴建第一色织布厂以及一些小型织布企业。到1965年,武汉纺织工业系统的棉纺织、针织、色织、复制、印染、纺织机械等行业均有显著发展。共有职工41680人,纱锭44.3万枚。其中以棉纺织业(含色织布)占比最多,为总产值的62%。
“四五”计划期间,由地方投资在东西湖区建成一座有纱锭31824枚、布机1088台的棉纺织厂,1973年全部投产。与此同时,成立武汉毛线厂。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加之电力不足,设备利用率普遍下降,棉纱、棉布总产量下降。全行业利润总额由1966年的5018.55万元降到1976年亏损14257万元。
从1966年9月开始,申新、裕华、震寰、武昌一纱等四大纱厂依次改名为武汉市第三、四、五、六棉纺织厂。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武汉市贯彻国家确保纺织工业发展的方针,落实国家制定的扶植纺织工业发展的“六个优先”(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先;挖潜革新、改造措施优先;基本建设优先;银行贷款优先;外汇和新技术引进优先;交通运输优先),武汉纺织工业得到较快发展。行业结构、产品结构得到调整,生产、基本建设、老厂改造、产品出口都有了很大进展。1979年将原武汉人造纤维厂(该厂于1966年筹建,1970年投产)改建为武汉毛纺织厂,建立毛呢厂和毛毯厂等毛纺织工业。1979—1981年3年间年产值、产量、利税成倍增长,形成武汉纺织工业历史上的黄金时期。
1982年纺织产品出现滞销现象,“六五”计划期间,武汉纺织工业经济效益逐年下降。
1985年,全市(包括区、县)拥有纺织工业企业108个,职工近11万人。1985年纺织工业总产值为173548.54万元,利润7227.4万元,税收11857.7万元。外贸产品收购值为19700万元。(表7)
表71893—1985年部分年份棉纺织产品产量表

1987年,改革企业经营机制和领导体制,增强企业活力,1987年、1988年利税分别上升到2.3亿、2.4亿元。
1989年下半年开始,由于调整力度不足,结构性矛盾未能解决,产品两头小(原料及深加工产品比重小)中间大(棉纱棉布初级产品比重大)的格局尚未改变;产品附加值不高,企业相互分割,再加上原材料紧缺且价格大幅上涨,企业难以消化,武汉纺织行业再次出现全行业亏损,到1998年,累计亏损7.04亿元。
1996年,武汉市纺织行业实施总体调整、总体解困战略,以优势企业为龙头,集聚20余户企业组建企业集团,提高武汉纺织行业的整体水平。武汉市被列为全国压锭改造试点城市之一。省、市政府分别给予扶持政策。4月23日、5月18日、7月1日武汉冰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武汉一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继成立,大调整的框架基本形成。1996年底,上述三大集团与成立之初的4月底相比,产值增长55%、销售增长10.8%、亏损减少25%,从而推动了全行业速度与效益的回升。
1998年,武汉市纺织行业提出用3年时间完成淘汰落后棉纺锭、分流安置下岗职工、扭转国有纺织行业性亏损三大任务。1998年、1999年,武汉市纺织行业压掉落后棉纺锭26.128万锭,分流安置下岗人员9600余人。武汉国棉三厂、武汉国棉六厂破产,由武汉国棉一厂重组。通过“压锭、重组、转机、分流”,武汉一棉集团、武汉江南集团、武汉裕大华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整资本结构,提高了资本集中度和装备水平,三大棉纺企业拥有德国、瑞士的清梳联10套,FA系列纱机达21万锭,占70%;无梭织机620台,占12%以上,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分别形成自己的优势产品,扭转了纺织行业生产经营下滑的被动局面,2000年全市棉纺行业实现盈利。
“十五”计划期间,全市纺织行业以结构调整为重点,以服装为龙头,以面料为突破口,扩大出口、顶替进口。2002年,武汉市纺织服装工业企业运行良好,特别是棉纺织企业已从求生存开始步入发展之路。2007年,武汉市规模以上纺织服装工业企业有118个,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不变价)69.89亿元,销售收入67.03亿元,实现利润1.16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