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
武汉地区的道教活动可以上溯至三国东吴时期。据史料记载：三国时吴国孙权诏会稽著名道士介像至武昌。1956年在武昌东郊何家大湾发现的南齐永明三年（485年）刘凯墓中的地券道教刻符，说明此前道符已在江夏地区流行。唐末著名道士吕洞宾曾登临黄鹤矶，留下“黄鹤楼头留圣迹，玉清殿内炼丹砂”的诗句。明末清初，武昌长春观、武当宫，汉阳玄妙观和汉口大道观被称之为武汉道教全真派“四大丛林”。
武汉地区的道教，分正一道和全真道两个派别。最早传入江夏的天师道（元大德八年改称正一道），受江西贵溪龙虎山、清江阁皂山、江苏句容茅山三山的影响，由江西经过鄂东进入江夏。最早的宫观为北宋年间修建的汉阳天庆观（后称玄妙观）。明末，湖南籍船民开始来到汉口，正一道士经过湖南兴化来到汉口宝庆码头一带，后扩展到三镇。其宗教活动主要是在社会上做斋醮、放焰口、超度亡灵等，有些人以此为主要职业。他们居住分散，活动各行其是。道内有坛门之分，各坛门均有自己的活动范围，不得越界。坛门的主持人大都是父子相传。没有坛门的正一道士称为“应付”，受雇于坛门，生活没有保障。据武汉解放前夕统计，汉口有48家坛门；汉阳有16家坛门；武昌道士较少。武汉解放后，绝大多数正一道士放弃宗教职业，从事各项生产和经商活动。仅有少数人偶尔为丧户做超度亡灵的道场。
全真道于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传入武汉地区。由于其清规戒律比较严格，要求出家必须住庙，因而促进了宫观庙庵的修建。明代统治者崇奉道教，道人担任各地管理道教事务的官吏。明永乐年间，武昌府在玄妙观设有道纪司，汉阳县也曾设过道会司。玄妙观、长春观和武当宫等道观规模得到扩大。清代，武昌府和汉阳县的道纪司、道会司虽仍袭明制，武汉地区的道观在顺治、康熙年也曾进行重修，但逐渐走下坡路。元妙观因维修不善，清末已渐次衰败；武当宫光绪年间进行移建，规模大为缩小，逐渐衰落；只有长春观募得湖广总督官文的资助，之后求得督军萧耀南及夏斗寅的解囊，才使得以维修、扩建、完善并延续下来。武汉地区全真道的支派有龙门派、华山派、榔梅派和尹喜派等，占主要地位的是龙门派，比较著名的宫观多为龙门派丛林。
武汉解放之初，道教的宫观庙院已由民国初年的114处减为85处，计武昌有宫观45处、108人，汉口有宫观28处、91人，汉阳有宫观12处、34人。由于道人主要以香火、募化和经忏活动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而解放后经忏活动大为减少，因此他们的生活普遍发生困难，特别是那些小庙，香火更少，无法维持。从1950年起，市道教联筹委会就着手组织广大道教徒走出庙观大门，参加生产劳动，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他们开始学习时事政治，学习党的政策，参加社会活动，一批道教界代表人士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成为爱国统一战线中的一员。“文化大革命”期间，武汉的道教受到严重冲击，活动场所被迫关闭并被占作他用，正常宗教活动停止，教职人员无家可归，道教协会也停止工作。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道教协会恢复活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闭的长春观修葺一新，重新打开山门。一批年轻的道人经过学习、培养和锻炼，已开始担负相当的责任，有的已成为道协的领导成员。1985年，由政府房地部门经租的道教房产全部退还，由道协经营管理，增强了道教自养能力。道教界代表人士先后担任了省、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社会职务。截至2007年，全市共有道教场所156处，信教人数达到4万人。
成立于1959年的武汉市道教协会，截至2007年共成功召开了7届代表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