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
明崇祯十年（1637年），葡萄牙籍耶稣会神父何大化来湖北传教，建堂于武昌汉阳门蛇山脚下，后因张献忠起义军攻打武昌时倒闭。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法籍耶稣会神父穆迪我来武昌重新建堂，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耶稣会被罗马教廷取缔止，湖广地区基本上都是耶稣会的传教区。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区大部分由遣使会所接管。1838年，罗马教廷恢复湖广代牧区，下辖湖北、湖南两个代牧区。湖北座堂设在应城王家榨。
天主教在武汉地区的传播，曾遭到民众的反对。加上清政府禁止天主教传播，传教活动在武汉地区受到限制，而且传教人员处境危险。1637—1838年间，来三镇的传教士总共不超过100人。1848年湖北全省信徒仅有1.47万人。
随着《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担任湖北代牧区主教的意大利人明位笃即将主教公署、座堂于同治元年（1862年）从应城迁来武昌，传教活动由隐蔽转为公开。他还通过法国驻华公使向中国政府索赔3万银元，要回30年前的在汉产业，并在武昌新修主教公署和大修院，在汉口修建大教堂（即上海路天主堂）及经理处。20世纪初，美国方济各会、爱尔兰高隆庞会传教士接踵而至，打破了意大利方济各会独占武汉地区的局面。1923年，罗马教廷将鄂东代牧区划分为汉口代牧区、武昌监牧区、汉阳监牧区和蒲圻监牧区。武汉三镇被划分为不同国家的传教修会的传教范围。意大利方济各会、美国方济各会、爱尔兰高隆庞会分别据有汉口、武昌、汉阳。天主教在武汉三镇形成全国仅有的在一个城市划分3个教区的格局，仅汉口教区管辖范围就达湖北省属的1府9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武汉天主教会于1938年在汉口上海路教堂曾隆重举行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和死难平民的祈祷和平弥撒大典。在武昌的大多数美国传教士对中国抗日持积极支持态度。武昌天主堂出版的《益华报》，宣传中国抗战、揭露日军侵华暴行。而在两湖总修院任教的吴照禄等意大利籍传教士却在意文有关刊物上撰写为日本侵华辩护的文章。武汉解放前夕，天主教会的少数人秉承罗马教廷的“紧急谕旨”，布置一系列“应变”措施，组建反动组织“圣母军”，妄图与中国人民为敌。
1951年底，全市部分爱国教徒组建天主教教友反帝爱国学习会，参加时事政治学习和反帝爱国斗争，后又驱逐敌视中国人民的外国传教士，清除阻碍反帝爱国运动的势力，使武汉天主教会走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1956年成立武汉市天主教爱国会。1958年，在全国率先自选自圣主教，独立自主管理教务，宗教生活和教务活动得到正常开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被迫关闭的武汉天主教爱国会首先恢复工作，1980年成立武汉市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一批爱国的主教、神父，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两会”协助政府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恢复神职人员的生活待遇；逐步收回、修复和开放汉口上海路、武昌花园山、汉阳显正街3座教堂，恢复宗教活动；协助筹建中南神哲学院和武汉修女院，培养了一批年轻神父和修女；1958年由房管部门经租的房产，也交由天主教会自己经管，进一步增强了自养能力。截至2007年，武汉市天主教爱国会共成功召开了7届委员会和5届教务委员会；全市天主教活动场所共有3处，信教人数达到1.5万人。配合湖北省有关部门指导天主教武汉教区，成立了临时管理小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