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
1861年6月,英国基督教对外布道组织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偕威尔逊依据中英《天津条约》外国传教士可入内地自由传教的规定,由上海溯江西上到达汉口,成为最早进入华中地区的基督教传教士。次年2月,英国卫斯理会(即后之循道会)传教士郭修理到达汉口。两个教派传教士议定沿长江地区由伦敦会开辟,卫斯理会的传教区域则向汉水流域发展。1868年7月,美圣公会传教士由沪来汉。1874年至光绪十九年(1893年)间,澳内地会、瑞典行道会、美浸礼会、美宣道会等11个差会进入武汉三镇,在其16个教派中设置全国性领导机构4个,建立教堂或开辟聚会点共21处。
20世纪初叶,基督教的英国循道会、美国圣公会等武汉地区基督教会为适应形势的需要,急剧扩增教会学校。1926年圣诞节,武汉基督教领袖200余人聚集汉口青年会,在武汉基督教革新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发表基督教革新联合宣言。1931年,武汉发生特大水灾,部分基督教团体参加救灾活动,其中以圣公会与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最为突出。抗日战争开始后,武汉的基督教徒积极参加收容救济难民、捐献抗战物资、慰劳伤兵和宣传抗日等工作。1938年2月6日为反侵略国际运动周宗教日,武汉各报都辟有“基督教徒为国祈祷特刊”专栏。3月6日在汉口格非堂成立“全国基督徒联合会”,提出基督教徒抗日救亡的6项使命,并成立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圣公会鄂湘教区主教、美国友人吴德施曾利用他的有利身份为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武汉沦陷之前,武汉基督教成立“紧急时期委员会”,将逃难的基督教徒疏散到宜昌、沔阳、钟祥一带,教会医院则全部留在武汉。武汉沦陷后,圣公会鄂湘教区主教美国人孟良佐以中立国成员身份曾任武汉地区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从事救济工作约两年。时日本侵略军只许基督教开放14个教堂。1942年夏,在汉英美教士全部被日本侵略军送往上海集中营。1943年秋,由日本人出面成立“华中基督教团”作为武汉教会的领导机构。
抗战胜利后,逃难至大后方的教会人士与教会学校纷纷回到武汉,基督教为了加强团结,分别成立了汉口、武昌、汉阳基督教联合会。
1950年底至1951年,武汉基督教会开展反帝爱国运动,与西方差会割断组织、人事、经济的一切联系,克服暂时困难,自此走上三自爱国、自办教会的道路。在人民政府支持下,自1951年起,教会自有房屋的出租收入一直成为教会的主要经济来源。各教派在政治学习与爱国主义活动中增进了了解,终于在1958年放弃了教派门户之见,走上联合礼拜的道路。1959—1965年底,市区开放教堂仅保存4所,信教人数减少。“文化大革命”期间,教会被迫停止活动,教堂被外单位占用。一部分信徒分散在家庭中从事宗教活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武汉市基督教三自爱国会恢复工作,协助政府对1958年错划的右派和错案“真耶稣教会内反革命集团案”全部予以平反改正,受错误处理的人及家属在政治、经济、生活与就业等方面给予了合情合理的安排与帮助。协助政府原交由国家房管部门代管的教会房产,自1985年起陆续收回自行经营发租,教会的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1980年11月后,汉口荣光堂、救世堂和武昌堂相继开放,全市13个城区有基督教小型活动场所50多个。基督教徒人数逐年增加。1981—1989年上半年,在市区教堂受洗人数达1475人,郊县有信徒7500人。截至2007年,全市有活动场所107处,信教人数约7万人。
为使武汉地区基督教教职人员后继有人,自1981年起,开始不断选送人员到神学院深造。基督教界人士的政治地位得到提高,每届省、市人大的代表和委员中均有基督教人士参加,参政议政、民主协商,管理国家大事,并维护教会合法权益。武汉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武汉市基督教学会已成功召开8次代表大会,全市基督教活动得以正常开展。
(邓先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