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变】
武汉方言属于汉语北方话(官话)中的西南方言(西南官话),与湖北原武昌县(今江夏区)、原汉阳县(今蔡甸区)及京山、天门、仙桃、汉川、洪湖、湖南临湘诸县市合为一片,可称为“汉天片”。据《国语学草创》(胡以鲁著,1923年出版)谓,自河南汝宁(今汝南)、南阳至江苏镇江一带,“居中国之中,尔雅正大之夏音(按:指上古之通语)产地也,其中武昌、汉阳(注:包括汉口)之音,又为醇中之醇”。从历史发展看,今武汉地区在上古时期距楚郢都(今湖北江陵)不远,属楚语的覆盖区。经过南北朝到五代十国(5至10世纪)的长期战乱,北方大批居民南迁,其中中原之音(夏音)也随之南下,被楚语吸收而“保障之”(胡以鲁语),以致与北方相比,夏口(今汉口)音仍不失为“夏音”的“醇中之醇”。
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汉口镇崛起。嘉靖年间,汉口商业渐盛,“盖于全楚”,使四方之音与汉口之音融合成新颖独特的“汉腔”;其后,汉腔随汉口商贸的发展而影响日甚,以致“异时经纬水陆之交,凑于汉上,语音旁达,天下为公”(《国语学草创序》,章炳麟)。迄今,这一带世居的中老年的口语中,仍然保留着老“汉腔”的特色。
随着近代城镇的发展和现代都市的形成,加之三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殊地位,汉腔的影响也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得以逐步扩大。此外,由于“夏口之音”“为他言他音所纷乱者少”,胡以鲁因而主张以之“导用于国中”(见《国语学草创》);由于“古之正音存于域中者,洋洋乎其惟江汉大鄂之风”,章炳麟也主张以之为“正音”,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见《国语学草创序》)。从《汉音集字》(J.A.Ingle著,1899年出版)中可以知道,今天的汉腔,跟19世纪末的差异不太大。20世纪30年代,三镇之间,某些字的读音、对某些事物和某些亲属的称呼等曾有过地区上的差异,但如今已基本消失。而反映在年龄上的差异,却比较突出,如某些字的读音,在中老年的口语中是老汉腔,而在青少年的口语中则较接近通用语音;对某些事物和某些亲属的称呼,在中老年的口语中往往是传统的说法,而在青少年的口语中却是通用语的说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渐统一为当代武汉方言,属汉语北方话的西南方言,与鄂中、鄂西方言同属一个方言片。由于文化教育的发展、汉语拼音方案的推行、通用语的普及、传播媒介的便利,武汉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上正参照标准化、规范化而转化;同时,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交流频繁的社会活动,又使武汉方言在与各地方言不断交流中不断变化。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的交流日益频繁,人民生活水平和思想观念也发生巨大变化。武汉方言作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向民族共同语靠拢,武汉地区小方言逐渐接近地区权威方言汉口话以及普通话。这些变化突出反映在词汇方面,语音方面也有不少表现,语法与普通话的距离也越来越小。